1. 引言
喀麥隆的衝突已持續多年。自2017年以來，喀麥隆政府與分裂主義者之間的英語區危機一直是一個持續的問題，毫無結束的跡象。體育，特別是足球，是表達身份和不滿的常見媒介，但在喀麥隆，英語社區常常與國家足球隊保持距離。這種情況似乎偏離了人們普遍的認知，即足球，尤其是比賽的勝利，能帶來團結並促進民族主義。當喀麥隆國家隊在2021年非洲國家杯（AFCON）中被淘汰後，Tony Vinyoh在BBC新聞中寫道：
「當埃及在AFCON半決賽擊敗喀麥隆時，整個國家陷入哀悼，但反對聲音的中心——巴門達卻爆發了慶祝活動。大多數慶祝喀麥隆失利的人是在家中安全地慶祝，但他們的聲音卻在整個城鎮中可聞。」
這種心態的根源在於政治和民族的原因。喀麥隆國家隊，也被稱為「不可征服的獅子」，已成為保羅·比亞總統政府的象徵，而南喀麥隆人則深感厭惡。作為喀麥隆人，他們希望因為面臨的衝突和社會政治局勢，國家隊能夠失敗，經常在國內和全球層面上對國家隊表達出矛盾的情感。本文將探討比亞總統政府、國家隊球員及英語區球迷在足球和衝突中的參與。可以從中得到洞見，了解喀麥隆的社會分裂如何導致英語區人士對國家隊的反感心態，以及體育是否以及如何挑戰了帶來國家團結和自豪感的概念。
2. 喀麥隆衝突的歷史和社會背景
- 殖民遺產的角色
殖民歷史為當今喀麥隆的領土帶來了不同的語言和文化身份。德國從1884年起併吞該地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隨後喀麥隆的領土由英國和法國接管。前者控制西北和西南地區，而後者控制其餘地區。由於兩個殖民地的管理和實踐相差甚遠，導致喀麥隆在1960年獲得獨立後持續發生長期衝突。獨立後的時期，由於喀麥隆歷史的特殊性，國家的統一性並未得到良好建立。喀麥隆民族主義者所認同的國家在1916年已不復存在。英國和法國之間的分裂使得兩個地區的民族主義變得不協調。在獨立後重新建立統一的喀麥隆時，民眾將對英語區或法語區喀麥隆的民族意識帶入了對喀麥隆統一的新國家意識（Fanso, 1999, p. 284）。英語和法語使用者之間不同的理想和思維模式使得喀麥隆民族主義的基礎和發展變得複雜。
Fanso指出，英語區民族主義有三個目標：建立與尼日利亞的獨立身份，重聚在英法分治之前的喀麥隆，以及主宰自己的命運（p. 285-286）。然而，在1961年英國喀麥隆公投中，聯合國拒絕了南喀麥隆獲得獨立的請求，剝奪了英語區民族主義者主宰自己命運的權利。在只有兩個選擇的情況下，即加入尼日利亞聯邦或喀麥隆共和國，公投結果是英國控制的南喀麥隆加入法國主導的喀麥隆。英語區活動人士批評此公投缺乏真正的選擇（Pommerolle & Heungoup, 2017, p. 527）。然而，政治權力仍集中在法語使用者的手中，邊緣化了英語使用者。這種邊緣化導致了持續的英語區危機。加上語言分歧和歧視影響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交互動、就業機會和政治歸屬感，殖民遺產在非洲的邊緣化群體中持續發揮著影響力（Ngong, 2022, p. 653）。它還構成了當前喀麥隆衝突的主要意識形態。
企圖實現國家整合
除了複雜的殖民歷史，喀麥隆由多元化的群體構成。全國有240個傳統單位，從小型社區到統一的國家，分散在各地。將不同的群體統一成新概念的國家可以在政治、語言、宗教、種族和文化等方面進行。非洲最常見的民族主義類型是政治民族主義（Fanso, 1999, pp. 283-284）。自喀麥隆統一以來，喀麥隆的英語區民族主義者尋求一部新的聯邦憲法，使每個文化社群得以存在，以增強文化自治並解決內部問題。英語區領導人表明，他們的民族主義不僅僅是為了他們的民族，而是根植於對國家福祉的真正承諾。然而，他們的努力卻受到法語政府的駁回，後者未能認識到滿足英語區社區需求的重要性。政府僅接受其無法再阻止的事物，包括在1966年結束的多黨制（Fanso, 1999, p. 294）。由於法語政府普遍未能滿足他們的政治要求並採納更好的整合政策，英語區人士被迫重新思考他們的治理方式並為自己的民族而戰。從長遠來看，這種不滿和英語區的少數地位積累起來，導致了更激進的分裂運動。
喀麥隆政府已採取措施整合英語區和法語區社區，但效果似乎不盡如人意，尤其是對於前者而言。國家整合是指在一個領土內實現「社區意識」。通過廣泛的機構和實踐，確保和平的社區（Anyefru, 2017, p. 99）。國家整合的三種方法包括功能主義、聯邦主義和控制論。前者理論專注於社會的異質性及其轉變為同質整體的必要性。在喀麥隆，英語區和法語區社區的異質性顯而易見，必須加以解決以保持社會政治體系的穩定。整合可以被視為一個目標或一個過程，專注於社會的增長或發展（Le Vine, 1964, as cited in Anyefru, 2017, p. 99）。雖然Bernard Fonlon（1964）分析認為整合應該意味著完全沒有分歧和衝突，而是要進行重生和再創造。應建立一種新的共同文化和統一。回顧當前的喀麥隆衝突，國家整合並未實現，主要原因是法語區的主導地位，或是相對地，英語區的邊緣化。
語言分歧
另一個主要分析點是語言分歧。喀麥隆政府在學校和機構中建立了雙語政策，但法語和英語往往分開使用，導致許多喀麥隆人選擇單語（Anyefru, 2017, p. 110）。無效的語言規劃保持了政治優先的法語的主導地位，英語區學生因缺乏法語知識而受到不公正的對待。Anyefru（2017）認為喀麥隆並不是一個真正的雙語國家，「雙語已成為法語化國家的委婉說法，這使得英語區人士更加貧困」（p. 111）。法語是喀麥隆的日常工作語言，在國家的大多數方面擁有霸權，並對不會說法語的英語區人士進行歧視。失敗的整合過程積累並導致英語區民族主義運動的出現。他們不再願意被法語區的多數人同化，而是要求自治並保持他們的獨立身份。
2016年英語區分裂運動的興起
以上解釋了歷史、殖民、語言和政治因素如何引發持續的英語區分裂運動，這自2016年10月以來在喀麥隆的英語區盛行。經常出現大規模的罷工和抗議活動，整個英語區人口的不滿情緒日益加劇。通過建立獨立的安巴佐尼亞國來獲得自由的呼聲越來越高，而政府則利用催淚瓦斯和實彈回應抗議，導致多起死亡事件（Pommerolle & Heungoup, 2017, p. 533）。2017年初的進一步鎮壓措施包括從2017年1月到4月切斷英語區的網絡連接，並逮捕協會領導人。政府採取的強硬措施擴大了本地和國際上對英語區人士的支持（Pommerolle & Heungoup, 2017, p. 535）。
儘管政府對分裂運動採取強硬措施，但卻將足球作為工具，以建立英語區與法語區之間和諧關係的形象。政府支持者可能將其視為體育民族主義和促進國家團結的渠道，而對於反對政府的英語區人士來說，體育的政治操控則被用來欺騙或掩蓋國內緊張和頻繁的衝突。足球作為一個多面向的平台，涉及各種利益相關者，主要包括政治家、球員和球迷（Munongo & Ada, 2015, p. 2）。因此，通過識別和分析這些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和互動，即比亞總統政府、國家隊球員及英語區球迷，可以為足球在喀麥隆衝突中的作用帶來新的見解。
3. 體育民族主義與國家身份
足球作為提供共同集體經驗的媒介
體育可以用來加強國家身份，這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都可以看到。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政治家利用體育不斷提醒民眾作為該國居民的身份（Seippel, 2017, p. 45）。足球，尤其在塑造國家共同體形象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Campante et al., 2023, p. 239）。足球被視為全球時代民族主義的燃料（Seippel, 2017, p. 57）。在足球中，特定的國家特徵被構建和強化，使熱愛足球的人自豪地認同為「我們」。國家本質上是由不同民族構成的想像共同體。愛國情懷通常與國家在國際比賽中的表現相關，因為足球中存在著共同的集體經驗。Seippel（2017）描述，個體和集體經驗都與意識形態元素相連，然後與國家特徵相連，從而構建國家身份（p. 45）。例如，巴西人為他們的美麗足球（juego bonito）感到自豪；德國人則以他們的機械式球隊為榮。這些觀念構成了「我們」和「他們」的界限。通過見證國家運動員的成功，民族自豪感得以建立，產生了平淡的民族主義。
足球的政治操控與喀麥隆的體育洗白
Munongo & Ada（2015）認為，自20世紀以來，喀麥隆人對足球日益增長的興趣使得政治家可以利用足球作為促進國家團結的工具（p. 6）。在比亞總統的領導下，國家旨在提高國家意識，以促進國家團結（Biya, 1986, p. 30）。體育可以作為穩定和同質化的代理，但它也可能成為不適感的來源，因為它帶來了邊緣化的感覺。1990年，政府在一場世界杯比賽期間切斷了巴門達的電力，導致南喀麥隆人的不滿（Munongo & Ada, 2015, p. 8）。理想情況下，在國家隊比賽期間，整個國家應該團結一致，解決爭吵和衝突。然而，事實上，支持任何與喀麥隆對抗的球隊的觀念在英語區人士中相當流行，主要原因是體育洗白的失敗以及將足球作為宣傳工具的未果。Villamil（2023）回顧了政治家運用體育，或特別是足球作為政治宣傳工具的著名例子。威權政府利用全球舞台上的機會向世界傳遞信息，或消除來自政治對手和敵人的指控。例如，納粹政權利用1936年柏林奧運會向世界展示其重新融入世界社會的形象，並宣稱德國已經恢復了人性。而在1978年世界杯期間，阿根廷的民事軍事獨裁政權則因人權侵犯的指控而受到詬病。該獨裁政權利用該事件進行宣傳，成功將焦點轉移到足球場上。
體育和媒體促進了對國家或統治者的定制化描述，向全球觀眾展示了一個光鮮亮麗的形象。與此同時，這種描述卻忽略了國家或統治者的任何不當行為。這種通過舉辦或贊助體育賽事來提升聲譽的策略通常被稱為「體育洗白」（Rushworth, 2022）。最近的體育洗白例子主要集中在中東和非洲國家，這些國家的價值觀與西方世界迥然不同。例如，在足球方面，卡塔爾舉辦了2022年世界杯，但該國因積極允許奴工、壓制人權（包括同性戀和女性權利）而受到批評。舉辦像世界杯這樣的重要體育賽事使卡塔爾政權能夠施加文化影響，傳達政權所偏好的意識形態。然而，Brannagan & Giulianotti（2015）回顧了對體育洗白行為的國際批評，指出這導致卡塔爾的全球形象惡化。由於在為世界杯建設體育場館的過程中侵犯人權，以及舉辦賽事的賄賂指控，足球也對該國的國際信譽造成了負面影響。因此，有人認為卡塔爾的軟實力策略試圖將其描繪為一個吸引人且管理良好的現代國家，但卻適得其反（Brannagan & Giulianotti, 2015, p. 716）。
上述體育洗白的例子主要針對全球展現國家的理想，可能根據國家的策略和國際關係而產生不同的結果。類似於卡塔爾的情況，喀麥隆政府對足球的操控對該國的國際聲譽造成了負面影響。但對於喀麥隆而言，體育洗白更傾向於關注各民族內部的民眾，並試圖將不道德的行為從全球和地方公眾的注意力中轉移。在喀麥隆主辦的AFCON 2021期間，政府向市民提供了免費票和交通，以填滿經常出現空座的體育場（Vinyoh, 2022）。體育洗白措施的採用是為了建立更好的國家形象，讓國家顯得和平，市民們通過填滿體育場來享受重大足球賽事。
然而，在建構「我們」與「他們」的過程中，物質和文化資源都起著重要作用 (Seippel, 2017, p. 47)。喀麥隆的體育傳統、國家文化和民族思想的差異顯而易見，特別是在民族主義盛行的情況下。Africanews (2022) 揭示了 AFCON 2021 期間緊張的社會政治局勢。一位來自英語區的支持者在接受訪問時表示，穿著喀麥隆球衣可能被游蕩在街頭的民兵解讀為支持政府。這樣的球迷可能會遭到毆打或殺害。在2024年1月，喀麥隆在 AFCON 中被尼日利亞淘汰後，Kindzeka (2024) 報導稱，根據當局的說法，三名喀麥隆支持者被殺，其他人被綁架。分裂主義者將國家隊的支持者視為敵人，因為他們的支持對於他們爭取獨立國家的鬥爭形成了反對力量。Vinyoh (2022) 訪問了一位支持國家隊的南喀麥隆人，他表示他們對不屈獅隊的熱愛是低調的，他們的支持主要基於運動因素，例如球隊表現，而不僅僅是由政治和民族衝突驅動。雖然足球愛好者的行動一般不那麼激進，但他們存在「Anyone but Cameroon」(ABC) 的思維模式。這些ABC愛好者花時間掃描喀麥隆對手的球員 (Vinyoh, 2022)。對於許多南喀麥隆人來說，國家隊的每一次勝利都帶來更多的民族苦難，因為這些勝利成為政府轉移注意力的工具。
國家隊表現與衝突的關係
非洲國家隊勝利提升國家團結的規範
體育民族主義的主要思想是區分「我們」與「他們」，以及對國家的自我認同，使個體能為「我們」的運動員感到驕傲。Campante et al. (2023) 分析指出，這樣的經歷能促進國家團結的情感，並減輕根深蒂固的民族不信任 (p. 244)。該研究收集了2002至2015年間來自 FIFA 統計辦公室的69場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隊官方比賽數據。Campante et al. (2023) 隨後利用 Afrobarometer 調查，調查受訪者主要認同於自己的民族群體還是整個國家。通過比較國家隊的比賽結果和 Afrobarometer 調查結果，研究觀察到國家隊勝利與國家認同之間存在因果關係，並分析了國家隊比賽前後的數據。另一個角度是，這樣的個體可能會對他們的運動員感到「國家自豪」，儘管他們並不強烈表達對國家的感情 (Seippel, 2017, p. 46)。這兩項研究的結果與英語區喀麥隆人希望國家隊在關鍵比賽中失利的觀點或更激進的 ABC 思維並不一致。這種偏差將在下面解釋，並簡要介紹 Campante et al. (2023) 的發現。
當國家隊在官方比賽中獲勝時，民眾往往傾向於將自己與整個國家聯繫起來，而不是與自己的民族群體。研究指出，對傳統競爭對手的勝利具有更大的影響 (Campante et al., 2023, p. 241)。另一個因素是國家隊球員的組成。民族多樣性更高的國家隊會帶來更顯著的影響。可以理解，國家隊中的成功跨民族合作會提升對國家的歸屬感和潛在的民族自豪感，這是因為對「共同敵人」即外國對手的勝利。還需要注意的另一個統計數據是，勝利後對不同民族背景個體的信任增強。民眾可能更團結，認為其他民族的成員是來自同一國家的同胞，而不是區分民族。相對而言，Campante et al. (2023) 發現國家隊的平局和失利對公民在國家與民族身份之間的認同並無重大影響 (p. 241)。
Campante et al. (2023) 也發現國家在獲得主要洲際或全球賽事資格後，衝突顯著減少 (p. 243)。這種衝突的減少在資格賽後持續了幾個月。然而，發現在從未獲得或不被預期獲得資格的「較弱」球隊中，這種影響更強。在喀麥隆的情況下，作為傳統的非洲足球強國，獲得資格是預期的，對民眾來說並不構成驚訝。獲得主要賽事資格的影響較小，但仍然記錄到衝突的減少。Campante et al. (2023) 也參考了武裝衝突地點及事件數據項目 (ACLED) 的數據，顯示與民族相關的衝突有顯著下降 (p. 244)。增加的民族認同感可能是導致衝突減少的原因。喀麥隆國家隊通常表現良好，並在早期階段獲得主要賽事的資格，這兩者根據 Campante et al. (2023) 的洲際研究應該能減少民族衝突並增強民族認同感。然而，這種分析並未解釋南喀麥隆的思維方式。可能該社區並不以與其他非洲國家的民眾相同的方式看待不屈獅隊。
研究結果與喀麥隆持續衝突之間的偏差
理解英語區社區的態度的一種方式是，英語區和法語區之間存在極其激烈的民族緊張和分裂的社會氛圍。現有的衝突過於嚴重，以至於英語區人對國家隊已經產生了厭惡，這在 Campante et al. (2023) 研究的其他非洲國家中並不常見。目睹足球的政治操控，國家隊足球主要被視為與政府宣傳的關聯，導致英語區喀麥隆人對「這項運動」的失去熱愛。這種政治化措施可能促進了強調民族認同而非公民身份的趨勢，這些因素導致南喀麥隆人的心態與 Campante et al. (2023) 和 Seippel (2017) 的洲際研究結果之間的偏差。
在分裂運動下球員態度與國家隊球員的選擇
法語區球員
法語區球員表現出對持續衝突的關注，比起被邊緣化的英語區球員更為積極。2017年，在英語區分裂運動開始幾個月後，Fabrice Ondoa 表示他對英語少數群體的支持 (Fick & Pilling, 2024)。Ondoa 是來自雅溫得的法語區球員，在 AFCON 2017 賽季中擔任喀麥隆國家隊的首發門將。在喀麥隆獲得 AFCON 2017 冠軍後，他說：「我的兄弟們，我來自班登。為你們，為你們。」他在喀麥隆電視台播出的發言，將勝利獻給班登的人，他支持少數群體的立場被視為團結的訊息。AFCON 的勝利屬於整個喀麥隆，而不僅僅是法語區的多數。而其他一些法語區球員也發聲支持團結與和平。
英語區球員
在過去十年中，被國家隊召入的英語區球員寥寥無幾。在2017年的 AFCON 中，4名英語區球員，Georges Bokwé、Collins Fai、Robert Tambe 和 Clinton N’Jie，成為喀麥隆的獲勝隊伍，其餘19名球員則是法語區球員。出生於班登的 Christian Bassogog 也在名單中，但他在法語區杜阿拉長大，主要被認為是法語使用者。
分裂主義者對參加國家隊的英語區球員表示批評。特別需要分析 Clinton N’Jie 與叛軍之間的互動，因為 N’Jie 被普遍認為是國家最出色和最具影響力的英語區球員。這位33歲的翼鋒自2014年以來一直代表喀麥隆參加國際賽事。他曾效力於著名的頂級俱樂部，包括 Lyon、Marseille 和 Tottenham，在2015、2017、2019、2022 和 2024年的 AFCON 中為不屈獅隊出戰。截至2024年，他參加了44場國際比賽，打入10球。N’Jie 一直是英語區分裂主義組織的目標，這些組織經常利用社交媒體對 N’Jie 發聲。在 AFCON 2024 之前，叛軍宣稱選擇英語區球員會錯誤地代表英語區和法語區的關係 (Kindzeka, 2024)。這似乎會影響他們爭取獨立的鬥爭。叛軍還將任何支持喀麥隆國家隊的人視為敵人。事實上，在 AFCON 2024 之後，N’Jie 再也沒有為不屈獅隊效力，未來也可能不會再被召入。然而，看起來並不是任何政治影響導致他的被淘汰，而是他的表現。在2023/24賽季的下半場，N’Jie 代表土耳其超級聯賽球隊 Sivasspor 出場15場，僅打入0球並提供1次助攻。作為一名翼鋒，他的數據並不令人信服。加上他只有一次完成全場90分鐘的比賽，這可能是他年齡相對較大和表現下滑導致他被淘汰的原因。來自英語區叛軍的「警告」似乎並不是 N’Jie 結束國家隊生涯的主要因素。
叛軍組織的影響力似乎對 N’Jie 並不充分，也未影響其他球員為國效力的意願。在 AFCON 2024 之後，出生於班登的 Christian Bassogog 繼續代表國家，而來自林比的英語區球員 Pierre Kunde 也成為不屈獅隊的常客。這兩名球員的選擇並未引發太多爭議。考慮到他們的表現，應該被召入，並且實際上也被召入。從運動的角度來看，選擇這兩名英語區球員而不是更多英語區球員的決定是合理的。由於國家隊球員的選擇似乎是公平和合乎邏輯的，無論球員的民族如何，可以反映出喀麥隆官員或足球管理機構並未在教練的運動決策上積極參與或干預。
因此，英語區的分裂運動對英語區球員及其代表國家的機會並未帶來太大影響。職業運動員被認為更重視他們的足球職業，而對於民族衝突則不太強調，儘管他們自己的民族正遭到邊緣化。英語區球員對英語區人所遭受衝突苦難的缺乏認同，可能在英語區社區的支持缺失中發揮了作用。來自英語區社區的球迷，認同於自己的民族而非國籍，將球隊視為「他們」而非「我們」，使自己與球隊疏遠。
少數英語區球員代表喀麥隆國家隊的原因
上述部分回顧了喀麥隆英語區球員的決策及選擇過程在運動層面上是專業進行的，並不具有民族偏見。因此，應該找出其他原因來解釋英語區球員為不屈獅隊效力的不足。目前，被普遍認為是「最佳」球員的多數來自法語區。例如，根據 Transfermarkt，根據市場價格，最有價值的喀麥隆出生球員是 Manchester United 的 André Onana、Brighton 的 Carlos Baleba 和 Napoli 的 Frank Anguissa。這三名球員均出生於法語區。儘管國家隊的選擇過程被認為是公平的，但法語區球員在國家隊中仍然佔主導地位。Ngwa (2023) 分析指出，英語區人被認為對足球不夠重視，這在家庭觀念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並不鼓勵孩子踢足球。因此，撇開政治和民族衝突，英語區人對國家隊的支持缺乏是一個長期存在的情況，這主要是由於英語區缺乏足球文化。這種心態，加上缺乏家庭支持，導致優秀的英語區球員的缺乏。這一現象進一步削弱了英語區人對足球的興趣。
除了英語區缺乏足球文化外，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經濟條件較好的英語區家庭可能更願意並有能力將孩子送往歐洲發展其職業生涯。英語區的政治相對不穩定。擁有足夠的資金和英語能力，英語區年輕人看到在歐洲有更好的前景。以 Bright Arrey-Mbi 為例，這位來自英語區庫姆巴的21歲 Braga 後衛移居德國以追尋他的足球夢想。他隨後加入了英國 Norwich City 和 Chelsea 的青訓學院，然後返回德國加入拜仁慕尼黑的青訓系統。由於喀麥隆目前不允許雙重國籍，Arrey-Mbi 為了獲得德國和英國國籍放棄了喀麥隆國籍，目前是德國U21國際球員。他因此無法代表喀麥隆國家隊。像 Arrey-Mbi 這樣的英語區人才由於現行國籍制度而流失到其他國家。正如上所述，對於英語區年輕人來說，在國內發展的難度不及法語區年輕人。因此，國家隊由法語區球員組成，這些球員的足球文化在社區中更為盛行，社會政治環境也更有利於年輕人留在國內。這些因素導致法語區球員更有可能發展成為職業球員並為不屈獅隊效力。在運動角度上，英語區球員在國家隊中代表性較低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由於家庭價值觀和能力，以及國籍政策的影響，英語區人無法像法語區人那樣將自己的民族與國家隊聯繫起來，導致對球隊持消極態度。
結論
體育民族主義未能有效解決喀麥隆的英語區問題。英語區人對民族民族主義的感受似乎在增長，而不是政府希望將其融入喀麥隆統一的期望。喀麥隆國家隊的成功被許多英語區人所厭惡，並未給他們帶來喜悅。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這支球隊變成了比亞總統的宣傳工具。他利用足球作為宣傳工具的行為對國家團結造成了負面影響，進一步將英語區人邊緣化。像民兵殺害支持者的事件，進一步加劇了持續的民族緊張，這可能反映出暴力可以源自足球，特別是國家隊；而足球愛好者的「Anyone but Cameroon」(ABC) 思維模式顯示，足球可以被視為加深民族衝突的來源之一。儘管國家隊的足球運動員似乎不受持續衝突的影響，英語社群卻逐漸與球隊保持距離。足球可以被視為社會的反映，其中足球與衝突之間的循環關係似乎創造了一個加劇民族衝突的循環。在喀麥隆所見的現象與關於非洲國家隊比賽與勝利及國家認同之間關聯的洲際研究結果之間的偏差，應促使更多專注於喀麥隆足球氛圍的研究。
Africanews. (2022, February 2). AFCON 2021: Less festive spirit in English-speaking Cameroon. Africanews. https://www.africanews.com/2022/02/02/afcon-2021-less-festive-spirit-in-english-speaking-cameroon/
Anyefru, E. (2017). The continuous search for nation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Global South Studies, 34(1), 96-118. https://doi.org/10.1353/gss.2017.0006
Bamenda Provincial Episcopal Conference. (2016, December 22). Memorandum to President Paul Biya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Regions of Cameroon. Cameroon-Info.Net. https://www.cameroon-info.net/article/cameroon-bamenda-provincial-episcopal-conference-memorandum-to-president-paul-biya-on-the-current-situation-in-278001.html
Biya, P. (1986). Pour le libéralisme communautaire, Paris, Pierre-Marcel Favre/ABC.
Brannagan, P. M., & Giulianotti, R. (2015). Soft power and soft disempowerment: Qatar, global sport and football’s 2022 World Cup finals. Leisure Studies, 34(6), 703–719. https://doi.org/10.1080/02614367.2014.964291
Campante, F., Depetris-Chauvin, E., & Durante, R. (2023). One team, one nation: Football, identity and conflict in Africa. In D. Rohner & E. Zhuravskaya (Eds.), Nation building: Big lessons from successes and failures. CEPR Press. 239-257.
Fanso, Verkijika G. (1999). Anglophone and Francophone Nationalisms in Cameroon. Round table (London) 350. 281–296.
Fick, M. & Pilling, D. (2017, February 14). Footballer turns spotlight on Cameroon’s anglophone crisis.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bf8f85d2-f1c9-11e6-8758-6876151821a6
Gounden, V. (Ed.). (2010). Playing for peace. ACCORD. https://www.files.ethz.ch/isn/146275/playing_for_peace.pdf
Kindzeka, M. E. (2024, January 29). Fresh wave of Cameroon separatist attacks target Indomitable Lions supporters. VOA Africa. https://www.voaafrica.com/a/fresh-wave-of-cameroon-separatist-attacks-target-indomitable-lions-supporters-/7461666.html
Munongo, V. G. N., & Ada, C. N. (2015). Football and politics: A fruitful relationship or a tool for social manipu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2(3). 1-14.
Ngong, D. (2022). African Political Theology and Post-Nationalist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the Cameroon Anglophone Conflict. Political Theology, 23(7). 645-661. https://doi.org/10.1080/1462317X.2021.1930377
Ngwa, L. (2023, June 9). Preponderance of anglophones in the Cameroon national football team(s). KICK442 Sport News. https://kick442.com/preponderance-of-anglophones-in-the-cameroon-national-football-team-s/
Norbert, E. & Dunning, E. 1994. Sport et civilisation: la violence maitrisée. Paris: Fayard.
Rushworth, K. (2022, July 11). Football as a weapon of soft power: The beautiful game hiding the ugly truth. Political Perspectives. https://sites.manchester.ac.uk/political-perspectives/2022/07/11/football-as-a-weapon-of-soft-power-the-beautiful-game-hiding-the-ugly-truth/
Seippel, Ø. (2017). Sport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ized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47(1), 43-61. https://doi.org/10.1080/00207659.2017.1264835
Transfermarkt. (2024). Cameroon - Detailed squad 2024. Retrieved December 19, 2024, from https://www.transfermarkt.com/cameroon/kader/verein/3434
Transfermarkt. (2024). Clinton N'Jie - Player profile 24/25. Retrieved December 19, 2024, from https://www.transfermarkt.com/clinton-njie/profil/spieler/241119
Villamil, B. (2023, November 17). The political use of football through propaganda. By Arcadia. Retrieved December 29, 2024, from https://www.byarcadia.org/post/political-use-of-football-through-propaganda
Vinyoh, T. (2022, April 6). Cameroon conflict: The football fans who hope their national team lose.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60861896
喀麥隆的衝突已持續多年。自2017年以來，喀麥隆政府與分裂主義者之間的英語區危機一直是一個持續的問題，毫無結束的跡象。體育，特別是足球，是表達身份和不滿的常見媒介，但在喀麥隆，英語社區常常與國家足球隊保持距離。這種情況似乎偏離了人們普遍的認知，即足球，尤其是比賽的勝利，能帶來團結並促進民族主義。當喀麥隆國家隊在2021年非洲國家杯（AFCON）中被淘汰後，Tony Vinyoh在BBC新聞中寫道：
「當埃及在AFCON半決賽擊敗喀麥隆時，整個國家陷入哀悼，但反對聲音的中心——巴門達卻爆發了慶祝活動。大多數慶祝喀麥隆失利的人是在家中安全地慶祝，但他們的聲音卻在整個城鎮中可聞。」
這種心態的根源在於政治和民族的原因。喀麥隆國家隊，也被稱為「不可征服的獅子」，已成為保羅·比亞總統政府的象徵，而南喀麥隆人則深感厭惡。作為喀麥隆人，他們希望因為面臨的衝突和社會政治局勢，國家隊能夠失敗，經常在國內和全球層面上對國家隊表達出矛盾的情感。本文將探討比亞總統政府、國家隊球員及英語區球迷在足球和衝突中的參與。可以從中得到洞見，了解喀麥隆的社會分裂如何導致英語區人士對國家隊的反感心態，以及體育是否以及如何挑戰了帶來國家團結和自豪感的概念。
2. 喀麥隆衝突的歷史和社會背景
- 殖民遺產的角色
殖民歷史為當今喀麥隆的領土帶來了不同的語言和文化身份。德國從1884年起併吞該地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隨後喀麥隆的領土由英國和法國接管。前者控制西北和西南地區，而後者控制其餘地區。由於兩個殖民地的管理和實踐相差甚遠，導致喀麥隆在1960年獲得獨立後持續發生長期衝突。獨立後的時期，由於喀麥隆歷史的特殊性，國家的統一性並未得到良好建立。喀麥隆民族主義者所認同的國家在1916年已不復存在。英國和法國之間的分裂使得兩個地區的民族主義變得不協調。在獨立後重新建立統一的喀麥隆時，民眾將對英語區或法語區喀麥隆的民族意識帶入了對喀麥隆統一的新國家意識（Fanso, 1999, p. 284）。英語和法語使用者之間不同的理想和思維模式使得喀麥隆民族主義的基礎和發展變得複雜。
Fanso指出，英語區民族主義有三個目標：建立與尼日利亞的獨立身份，重聚在英法分治之前的喀麥隆，以及主宰自己的命運（p. 285-286）。然而，在1961年英國喀麥隆公投中，聯合國拒絕了南喀麥隆獲得獨立的請求，剝奪了英語區民族主義者主宰自己命運的權利。在只有兩個選擇的情況下，即加入尼日利亞聯邦或喀麥隆共和國，公投結果是英國控制的南喀麥隆加入法國主導的喀麥隆。英語區活動人士批評此公投缺乏真正的選擇（Pommerolle & Heungoup, 2017, p. 527）。然而，政治權力仍集中在法語使用者的手中，邊緣化了英語使用者。這種邊緣化導致了持續的英語區危機。加上語言分歧和歧視影響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交互動、就業機會和政治歸屬感，殖民遺產在非洲的邊緣化群體中持續發揮著影響力（Ngong, 2022, p. 653）。它還構成了當前喀麥隆衝突的主要意識形態。
企圖實現國家整合
除了複雜的殖民歷史，喀麥隆由多元化的群體構成。全國有240個傳統單位，從小型社區到統一的國家，分散在各地。將不同的群體統一成新概念的國家可以在政治、語言、宗教、種族和文化等方面進行。非洲最常見的民族主義類型是政治民族主義（Fanso, 1999, pp. 283-284）。自喀麥隆統一以來，喀麥隆的英語區民族主義者尋求一部新的聯邦憲法，使每個文化社群得以存在，以增強文化自治並解決內部問題。英語區領導人表明，他們的民族主義不僅僅是為了他們的民族，而是根植於對國家福祉的真正承諾。然而，他們的努力卻受到法語政府的駁回，後者未能認識到滿足英語區社區需求的重要性。政府僅接受其無法再阻止的事物，包括在1966年結束的多黨制（Fanso, 1999, p. 294）。由於法語政府普遍未能滿足他們的政治要求並採納更好的整合政策，英語區人士被迫重新思考他們的治理方式並為自己的民族而戰。從長遠來看，這種不滿和英語區的少數地位積累起來，導致了更激進的分裂運動。
喀麥隆政府已採取措施整合英語區和法語區社區，但效果似乎不盡如人意，尤其是對於前者而言。國家整合是指在一個領土內實現「社區意識」。通過廣泛的機構和實踐，確保和平的社區（Anyefru, 2017, p. 99）。國家整合的三種方法包括功能主義、聯邦主義和控制論。前者理論專注於社會的異質性及其轉變為同質整體的必要性。在喀麥隆，英語區和法語區社區的異質性顯而易見，必須加以解決以保持社會政治體系的穩定。整合可以被視為一個目標或一個過程，專注於社會的增長或發展（Le Vine, 1964, as cited in Anyefru, 2017, p. 99）。雖然Bernard Fonlon（1964）分析認為整合應該意味著完全沒有分歧和衝突，而是要進行重生和再創造。應建立一種新的共同文化和統一。回顧當前的喀麥隆衝突，國家整合並未實現，主要原因是法語區的主導地位，或是相對地，英語區的邊緣化。
語言分歧
另一個主要分析點是語言分歧。喀麥隆政府在學校和機構中建立了雙語政策，但法語和英語往往分開使用，導致許多喀麥隆人選擇單語（Anyefru, 2017, p. 110）。無效的語言規劃保持了政治優先的法語的主導地位，英語區學生因缺乏法語知識而受到不公正的對待。Anyefru（2017）認為喀麥隆並不是一個真正的雙語國家，「雙語已成為法語化國家的委婉說法，這使得英語區人士更加貧困」（p. 111）。法語是喀麥隆的日常工作語言，在國家的大多數方面擁有霸權，並對不會說法語的英語區人士進行歧視。失敗的整合過程積累並導致英語區民族主義運動的出現。他們不再願意被法語區的多數人同化，而是要求自治並保持他們的獨立身份。
2016年英語區分裂運動的興起
以上解釋了歷史、殖民、語言和政治因素如何引發持續的英語區分裂運動，這自2016年10月以來在喀麥隆的英語區盛行。經常出現大規模的罷工和抗議活動，整個英語區人口的不滿情緒日益加劇。通過建立獨立的安巴佐尼亞國來獲得自由的呼聲越來越高，而政府則利用催淚瓦斯和實彈回應抗議，導致多起死亡事件（Pommerolle & Heungoup, 2017, p. 533）。2017年初的進一步鎮壓措施包括從2017年1月到4月切斷英語區的網絡連接，並逮捕協會領導人。政府採取的強硬措施擴大了本地和國際上對英語區人士的支持（Pommerolle & Heungoup, 2017, p. 535）。
儘管政府對分裂運動採取強硬措施，但卻將足球作為工具，以建立英語區與法語區之間和諧關係的形象。政府支持者可能將其視為體育民族主義和促進國家團結的渠道，而對於反對政府的英語區人士來說，體育的政治操控則被用來欺騙或掩蓋國內緊張和頻繁的衝突。足球作為一個多面向的平台，涉及各種利益相關者，主要包括政治家、球員和球迷（Munongo & Ada, 2015, p. 2）。因此，通過識別和分析這些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和互動，即比亞總統政府、國家隊球員及英語區球迷，可以為足球在喀麥隆衝突中的作用帶來新的見解。
3. 體育民族主義與國家身份
足球作為提供共同集體經驗的媒介
體育可以用來加強國家身份，這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都可以看到。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政治家利用體育不斷提醒民眾作為該國居民的身份（Seippel, 2017, p. 45）。足球，尤其在塑造國家共同體形象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Campante et al., 2023, p. 239）。足球被視為全球時代民族主義的燃料（Seippel, 2017, p. 57）。在足球中，特定的國家特徵被構建和強化，使熱愛足球的人自豪地認同為「我們」。國家本質上是由不同民族構成的想像共同體。愛國情懷通常與國家在國際比賽中的表現相關，因為足球中存在著共同的集體經驗。Seippel（2017）描述，個體和集體經驗都與意識形態元素相連，然後與國家特徵相連，從而構建國家身份（p. 45）。例如，巴西人為他們的美麗足球（juego bonito）感到自豪；德國人則以他們的機械式球隊為榮。這些觀念構成了「我們」和「他們」的界限。通過見證國家運動員的成功，民族自豪感得以建立，產生了平淡的民族主義。
足球的政治操控與喀麥隆的體育洗白
Munongo & Ada（2015）認為，自20世紀以來，喀麥隆人對足球日益增長的興趣使得政治家可以利用足球作為促進國家團結的工具（p. 6）。在比亞總統的領導下，國家旨在提高國家意識，以促進國家團結（Biya, 1986, p. 30）。體育可以作為穩定和同質化的代理，但它也可能成為不適感的來源，因為它帶來了邊緣化的感覺。1990年，政府在一場世界杯比賽期間切斷了巴門達的電力，導致南喀麥隆人的不滿（Munongo & Ada, 2015, p. 8）。理想情況下，在國家隊比賽期間，整個國家應該團結一致，解決爭吵和衝突。然而，事實上，支持任何與喀麥隆對抗的球隊的觀念在英語區人士中相當流行，主要原因是體育洗白的失敗以及將足球作為宣傳工具的未果。Villamil（2023）回顧了政治家運用體育，或特別是足球作為政治宣傳工具的著名例子。威權政府利用全球舞台上的機會向世界傳遞信息，或消除來自政治對手和敵人的指控。例如，納粹政權利用1936年柏林奧運會向世界展示其重新融入世界社會的形象，並宣稱德國已經恢復了人性。而在1978年世界杯期間，阿根廷的民事軍事獨裁政權則因人權侵犯的指控而受到詬病。該獨裁政權利用該事件進行宣傳，成功將焦點轉移到足球場上。
體育和媒體促進了對國家或統治者的定制化描述，向全球觀眾展示了一個光鮮亮麗的形象。與此同時，這種描述卻忽略了國家或統治者的任何不當行為。這種通過舉辦或贊助體育賽事來提升聲譽的策略通常被稱為「體育洗白」（Rushworth, 2022）。最近的體育洗白例子主要集中在中東和非洲國家，這些國家的價值觀與西方世界迥然不同。例如，在足球方面，卡塔爾舉辦了2022年世界杯，但該國因積極允許奴工、壓制人權（包括同性戀和女性權利）而受到批評。舉辦像世界杯這樣的重要體育賽事使卡塔爾政權能夠施加文化影響，傳達政權所偏好的意識形態。然而，Brannagan & Giulianotti（2015）回顧了對體育洗白行為的國際批評，指出這導致卡塔爾的全球形象惡化。由於在為世界杯建設體育場館的過程中侵犯人權，以及舉辦賽事的賄賂指控，足球也對該國的國際信譽造成了負面影響。因此，有人認為卡塔爾的軟實力策略試圖將其描繪為一個吸引人且管理良好的現代國家，但卻適得其反（Brannagan & Giulianotti, 2015, p. 716）。
上述體育洗白的例子主要針對全球展現國家的理想，可能根據國家的策略和國際關係而產生不同的結果。類似於卡塔爾的情況，喀麥隆政府對足球的操控對該國的國際聲譽造成了負面影響。但對於喀麥隆而言，體育洗白更傾向於關注各民族內部的民眾，並試圖將不道德的行為從全球和地方公眾的注意力中轉移。在喀麥隆主辦的AFCON 2021期間，政府向市民提供了免費票和交通，以填滿經常出現空座的體育場（Vinyoh, 2022）。體育洗白措施的採用是為了建立更好的國家形象，讓國家顯得和平，市民們通過填滿體育場來享受重大足球賽事。
然而，在建構「我們」與「他們」的過程中，物質和文化資源都起著重要作用 (Seippel, 2017, p. 47)。喀麥隆的體育傳統、國家文化和民族思想的差異顯而易見，特別是在民族主義盛行的情況下。Africanews (2022) 揭示了 AFCON 2021 期間緊張的社會政治局勢。一位來自英語區的支持者在接受訪問時表示，穿著喀麥隆球衣可能被游蕩在街頭的民兵解讀為支持政府。這樣的球迷可能會遭到毆打或殺害。在2024年1月，喀麥隆在 AFCON 中被尼日利亞淘汰後，Kindzeka (2024) 報導稱，根據當局的說法，三名喀麥隆支持者被殺，其他人被綁架。分裂主義者將國家隊的支持者視為敵人，因為他們的支持對於他們爭取獨立國家的鬥爭形成了反對力量。Vinyoh (2022) 訪問了一位支持國家隊的南喀麥隆人，他表示他們對不屈獅隊的熱愛是低調的，他們的支持主要基於運動因素，例如球隊表現，而不僅僅是由政治和民族衝突驅動。雖然足球愛好者的行動一般不那麼激進，但他們存在「Anyone but Cameroon」(ABC) 的思維模式。這些ABC愛好者花時間掃描喀麥隆對手的球員 (Vinyoh, 2022)。對於許多南喀麥隆人來說，國家隊的每一次勝利都帶來更多的民族苦難，因為這些勝利成為政府轉移注意力的工具。
國家隊表現與衝突的關係
非洲國家隊勝利提升國家團結的規範
體育民族主義的主要思想是區分「我們」與「他們」，以及對國家的自我認同，使個體能為「我們」的運動員感到驕傲。Campante et al. (2023) 分析指出，這樣的經歷能促進國家團結的情感，並減輕根深蒂固的民族不信任 (p. 244)。該研究收集了2002至2015年間來自 FIFA 統計辦公室的69場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隊官方比賽數據。Campante et al. (2023) 隨後利用 Afrobarometer 調查，調查受訪者主要認同於自己的民族群體還是整個國家。通過比較國家隊的比賽結果和 Afrobarometer 調查結果，研究觀察到國家隊勝利與國家認同之間存在因果關係，並分析了國家隊比賽前後的數據。另一個角度是，這樣的個體可能會對他們的運動員感到「國家自豪」，儘管他們並不強烈表達對國家的感情 (Seippel, 2017, p. 46)。這兩項研究的結果與英語區喀麥隆人希望國家隊在關鍵比賽中失利的觀點或更激進的 ABC 思維並不一致。這種偏差將在下面解釋，並簡要介紹 Campante et al. (2023) 的發現。
當國家隊在官方比賽中獲勝時，民眾往往傾向於將自己與整個國家聯繫起來，而不是與自己的民族群體。研究指出，對傳統競爭對手的勝利具有更大的影響 (Campante et al., 2023, p. 241)。另一個因素是國家隊球員的組成。民族多樣性更高的國家隊會帶來更顯著的影響。可以理解，國家隊中的成功跨民族合作會提升對國家的歸屬感和潛在的民族自豪感，這是因為對「共同敵人」即外國對手的勝利。還需要注意的另一個統計數據是，勝利後對不同民族背景個體的信任增強。民眾可能更團結，認為其他民族的成員是來自同一國家的同胞，而不是區分民族。相對而言，Campante et al. (2023) 發現國家隊的平局和失利對公民在國家與民族身份之間的認同並無重大影響 (p. 241)。
Campante et al. (2023) 也發現國家在獲得主要洲際或全球賽事資格後，衝突顯著減少 (p. 243)。這種衝突的減少在資格賽後持續了幾個月。然而，發現在從未獲得或不被預期獲得資格的「較弱」球隊中，這種影響更強。在喀麥隆的情況下，作為傳統的非洲足球強國，獲得資格是預期的，對民眾來說並不構成驚訝。獲得主要賽事資格的影響較小，但仍然記錄到衝突的減少。Campante et al. (2023) 也參考了武裝衝突地點及事件數據項目 (ACLED) 的數據，顯示與民族相關的衝突有顯著下降 (p. 244)。增加的民族認同感可能是導致衝突減少的原因。喀麥隆國家隊通常表現良好，並在早期階段獲得主要賽事的資格，這兩者根據 Campante et al. (2023) 的洲際研究應該能減少民族衝突並增強民族認同感。然而，這種分析並未解釋南喀麥隆的思維方式。可能該社區並不以與其他非洲國家的民眾相同的方式看待不屈獅隊。
研究結果與喀麥隆持續衝突之間的偏差
理解英語區社區的態度的一種方式是，英語區和法語區之間存在極其激烈的民族緊張和分裂的社會氛圍。現有的衝突過於嚴重，以至於英語區人對國家隊已經產生了厭惡，這在 Campante et al. (2023) 研究的其他非洲國家中並不常見。目睹足球的政治操控，國家隊足球主要被視為與政府宣傳的關聯，導致英語區喀麥隆人對「這項運動」的失去熱愛。這種政治化措施可能促進了強調民族認同而非公民身份的趨勢，這些因素導致南喀麥隆人的心態與 Campante et al. (2023) 和 Seippel (2017) 的洲際研究結果之間的偏差。
在分裂運動下球員態度與國家隊球員的選擇
法語區球員
法語區球員表現出對持續衝突的關注，比起被邊緣化的英語區球員更為積極。2017年，在英語區分裂運動開始幾個月後，Fabrice Ondoa 表示他對英語少數群體的支持 (Fick & Pilling, 2024)。Ondoa 是來自雅溫得的法語區球員，在 AFCON 2017 賽季中擔任喀麥隆國家隊的首發門將。在喀麥隆獲得 AFCON 2017 冠軍後，他說：「我的兄弟們，我來自班登。為你們，為你們。」他在喀麥隆電視台播出的發言，將勝利獻給班登的人，他支持少數群體的立場被視為團結的訊息。AFCON 的勝利屬於整個喀麥隆，而不僅僅是法語區的多數。而其他一些法語區球員也發聲支持團結與和平。
英語區球員
在過去十年中，被國家隊召入的英語區球員寥寥無幾。在2017年的 AFCON 中，4名英語區球員，Georges Bokwé、Collins Fai、Robert Tambe 和 Clinton N’Jie，成為喀麥隆的獲勝隊伍，其餘19名球員則是法語區球員。出生於班登的 Christian Bassogog 也在名單中，但他在法語區杜阿拉長大，主要被認為是法語使用者。
分裂主義者對參加國家隊的英語區球員表示批評。特別需要分析 Clinton N’Jie 與叛軍之間的互動，因為 N’Jie 被普遍認為是國家最出色和最具影響力的英語區球員。這位33歲的翼鋒自2014年以來一直代表喀麥隆參加國際賽事。他曾效力於著名的頂級俱樂部，包括 Lyon、Marseille 和 Tottenham，在2015、2017、2019、2022 和 2024年的 AFCON 中為不屈獅隊出戰。截至2024年，他參加了44場國際比賽，打入10球。N’Jie 一直是英語區分裂主義組織的目標，這些組織經常利用社交媒體對 N’Jie 發聲。在 AFCON 2024 之前，叛軍宣稱選擇英語區球員會錯誤地代表英語區和法語區的關係 (Kindzeka, 2024)。這似乎會影響他們爭取獨立的鬥爭。叛軍還將任何支持喀麥隆國家隊的人視為敵人。事實上，在 AFCON 2024 之後，N’Jie 再也沒有為不屈獅隊效力，未來也可能不會再被召入。然而，看起來並不是任何政治影響導致他的被淘汰，而是他的表現。在2023/24賽季的下半場，N’Jie 代表土耳其超級聯賽球隊 Sivasspor 出場15場，僅打入0球並提供1次助攻。作為一名翼鋒，他的數據並不令人信服。加上他只有一次完成全場90分鐘的比賽，這可能是他年齡相對較大和表現下滑導致他被淘汰的原因。來自英語區叛軍的「警告」似乎並不是 N’Jie 結束國家隊生涯的主要因素。
叛軍組織的影響力似乎對 N’Jie 並不充分，也未影響其他球員為國效力的意願。在 AFCON 2024 之後，出生於班登的 Christian Bassogog 繼續代表國家，而來自林比的英語區球員 Pierre Kunde 也成為不屈獅隊的常客。這兩名球員的選擇並未引發太多爭議。考慮到他們的表現，應該被召入，並且實際上也被召入。從運動的角度來看，選擇這兩名英語區球員而不是更多英語區球員的決定是合理的。由於國家隊球員的選擇似乎是公平和合乎邏輯的，無論球員的民族如何，可以反映出喀麥隆官員或足球管理機構並未在教練的運動決策上積極參與或干預。
因此，英語區的分裂運動對英語區球員及其代表國家的機會並未帶來太大影響。職業運動員被認為更重視他們的足球職業，而對於民族衝突則不太強調，儘管他們自己的民族正遭到邊緣化。英語區球員對英語區人所遭受衝突苦難的缺乏認同，可能在英語區社區的支持缺失中發揮了作用。來自英語區社區的球迷，認同於自己的民族而非國籍，將球隊視為「他們」而非「我們」，使自己與球隊疏遠。
少數英語區球員代表喀麥隆國家隊的原因
上述部分回顧了喀麥隆英語區球員的決策及選擇過程在運動層面上是專業進行的，並不具有民族偏見。因此，應該找出其他原因來解釋英語區球員為不屈獅隊效力的不足。目前，被普遍認為是「最佳」球員的多數來自法語區。例如，根據 Transfermarkt，根據市場價格，最有價值的喀麥隆出生球員是 Manchester United 的 André Onana、Brighton 的 Carlos Baleba 和 Napoli 的 Frank Anguissa。這三名球員均出生於法語區。儘管國家隊的選擇過程被認為是公平的，但法語區球員在國家隊中仍然佔主導地位。Ngwa (2023) 分析指出，英語區人被認為對足球不夠重視，這在家庭觀念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並不鼓勵孩子踢足球。因此，撇開政治和民族衝突，英語區人對國家隊的支持缺乏是一個長期存在的情況，這主要是由於英語區缺乏足球文化。這種心態，加上缺乏家庭支持，導致優秀的英語區球員的缺乏。這一現象進一步削弱了英語區人對足球的興趣。
除了英語區缺乏足球文化外，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經濟條件較好的英語區家庭可能更願意並有能力將孩子送往歐洲發展其職業生涯。英語區的政治相對不穩定。擁有足夠的資金和英語能力，英語區年輕人看到在歐洲有更好的前景。以 Bright Arrey-Mbi 為例，這位來自英語區庫姆巴的21歲 Braga 後衛移居德國以追尋他的足球夢想。他隨後加入了英國 Norwich City 和 Chelsea 的青訓學院，然後返回德國加入拜仁慕尼黑的青訓系統。由於喀麥隆目前不允許雙重國籍，Arrey-Mbi 為了獲得德國和英國國籍放棄了喀麥隆國籍，目前是德國U21國際球員。他因此無法代表喀麥隆國家隊。像 Arrey-Mbi 這樣的英語區人才由於現行國籍制度而流失到其他國家。正如上所述，對於英語區年輕人來說，在國內發展的難度不及法語區年輕人。因此，國家隊由法語區球員組成，這些球員的足球文化在社區中更為盛行，社會政治環境也更有利於年輕人留在國內。這些因素導致法語區球員更有可能發展成為職業球員並為不屈獅隊效力。在運動角度上，英語區球員在國家隊中代表性較低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由於家庭價值觀和能力，以及國籍政策的影響，英語區人無法像法語區人那樣將自己的民族與國家隊聯繫起來，導致對球隊持消極態度。
結論
體育民族主義未能有效解決喀麥隆的英語區問題。英語區人對民族民族主義的感受似乎在增長，而不是政府希望將其融入喀麥隆統一的期望。喀麥隆國家隊的成功被許多英語區人所厭惡，並未給他們帶來喜悅。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這支球隊變成了比亞總統的宣傳工具。他利用足球作為宣傳工具的行為對國家團結造成了負面影響，進一步將英語區人邊緣化。像民兵殺害支持者的事件，進一步加劇了持續的民族緊張，這可能反映出暴力可以源自足球，特別是國家隊；而足球愛好者的「Anyone but Cameroon」(ABC) 思維模式顯示，足球可以被視為加深民族衝突的來源之一。儘管國家隊的足球運動員似乎不受持續衝突的影響，英語社群卻逐漸與球隊保持距離。足球可以被視為社會的反映，其中足球與衝突之間的循環關係似乎創造了一個加劇民族衝突的循環。在喀麥隆所見的現象與關於非洲國家隊比賽與勝利及國家認同之間關聯的洲際研究結果之間的偏差，應促使更多專注於喀麥隆足球氛圍的研究。
Africanews. (2022, February 2). AFCON 2021: Less festive spirit in English-speaking Cameroon. Africanews. https://www.africanews.com/2022/02/02/afcon-2021-less-festive-spirit-in-english-speaking-cameroon/
Anyefru, E. (2017). The continuous search for nation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Global South Studies, 34(1), 96-118. https://doi.org/10.1353/gss.2017.0006
Bamenda Provincial Episcopal Conference. (2016, December 22). Memorandum to President Paul Biya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Regions of Cameroon. Cameroon-Info.Net. https://www.cameroon-info.net/article/cameroon-bamenda-provincial-episcopal-conference-memorandum-to-president-paul-biya-on-the-current-situation-in-278001.html
Biya, P. (1986). Pour le libéralisme communautaire, Paris, Pierre-Marcel Favre/ABC.
Brannagan, P. M., & Giulianotti, R. (2015). Soft power and soft disempowerment: Qatar, global sport and football’s 2022 World Cup finals. Leisure Studies, 34(6), 703–719. https://doi.org/10.1080/02614367.2014.964291
Campante, F., Depetris-Chauvin, E., & Durante, R. (2023). One team, one nation: Football, identity and conflict in Africa. In D. Rohner & E. Zhuravskaya (Eds.), Nation building: Big lessons from successes and failures. CEPR Press. 239-257.
Fanso, Verkijika G. (1999). Anglophone and Francophone Nationalisms in Cameroon. Round table (London) 350. 281–296.
Fick, M. & Pilling, D. (2017, February 14). Footballer turns spotlight on Cameroon’s anglophone crisis.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bf8f85d2-f1c9-11e6-8758-6876151821a6
Gounden, V. (Ed.). (2010). Playing for peace. ACCORD. https://www.files.ethz.ch/isn/146275/playing_for_peace.pdf
Kindzeka, M. E. (2024, January 29). Fresh wave of Cameroon separatist attacks target Indomitable Lions supporters. VOA Africa. https://www.voaafrica.com/a/fresh-wave-of-cameroon-separatist-attacks-target-indomitable-lions-supporters-/7461666.html
Munongo, V. G. N., & Ada, C. N. (2015). Football and politics: A fruitful relationship or a tool for social manipu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2(3). 1-14.
Ngong, D. (2022). African Political Theology and Post-Nationalist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the Cameroon Anglophone Conflict. Political Theology, 23(7). 645-661. https://doi.org/10.1080/1462317X.2021.1930377
Ngwa, L. (2023, June 9). Preponderance of anglophones in the Cameroon national football team(s). KICK442 Sport News. https://kick442.com/preponderance-of-anglophones-in-the-cameroon-national-football-team-s/
Norbert, E. & Dunning, E. 1994. Sport et civilisation: la violence maitrisée. Paris: Fayard.
Rushworth, K. (2022, July 11). Football as a weapon of soft power: The beautiful game hiding the ugly truth. Political Perspectives. https://sites.manchester.ac.uk/political-perspectives/2022/07/11/football-as-a-weapon-of-soft-power-the-beautiful-game-hiding-the-ugly-truth/
Seippel, Ø. (2017). Sport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ized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47(1), 43-61. https://doi.org/10.1080/00207659.2017.1264835
Transfermarkt. (2024). Cameroon - Detailed squad 2024. Retrieved December 19, 2024, from https://www.transfermarkt.com/cameroon/kader/verein/3434
Transfermarkt. (2024). Clinton N'Jie - Player profile 24/25. Retrieved December 19, 2024, from https://www.transfermarkt.com/clinton-njie/profil/spieler/241119
Villamil, B. (2023, November 17). The political use of football through propaganda. By Arcadia. Retrieved December 29, 2024, from https://www.byarcadia.org/post/political-use-of-football-through-propaganda
Vinyoh, T. (2022, April 6). Cameroon conflict: The football fans who hope their national team lose.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6086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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