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獸」杜奧巴自傳(二) :闖蕩法國
從呱呱墜地到五歲的時候，我都過著挺優越的生活，家中總是充滿歡聲笑語。我們是一個大家庭，極俱生活氣息。我們住在阿比讓，那是科特迪瓦最大的城市，在國家東南的海邊。生活並不富裕，但作為孩子，我並不懂太多。我的父親阿爾伯特出身非常窮苦。當他很小的時候，我的爺爺就去世了。於是，他的生活更加窘迫，成為了家裡的頂樑柱。父親勤奮好學，大部分時間都通過自學掌握了知識，終於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當我出生的時候，他在阿比讓市中心的一家銀行當僱員，掙錢照顧一家老小。 1978年3月11日，我的降臨給家裡帶來了極大的快樂。父親的事業也有所上升，這都來自他持之以恆的努力。
爺爺去世之後，父親就擔起了家中的重擔。他不但要照顧奶奶，還要養活媽媽，以及我們這些孩子。我是家中的老大，但跟我生活在一起的還有我的幾個堂兄堂姐。在非洲文化里，年長就意味著更多責任。所以，父親的兩個妹妹也跟我們生活在一起，還包括她們的丈夫和孩子們。因此，我在小時候被姑姑、姑父、堂兄、堂姐，一大家子人圍繞著。這是一件好事，因為它讓我們所有人都學會分享。
杜奧巴的父親阿爾伯特
這是我們非洲家庭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基因，不管是食物、錢財、家具、生活用品，我們都必須分享。比如每次吃飯，我們都會坐下來想想“有誰沒在？”“誰還沒吃呢？”不僅僅是親戚，甚至要把沒吃飯的鄰居們叫過來。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時時刻刻都為他人著想，特別是我們都一窮二白的時候。在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教會我這些，對我的整個生活有著重要的影響。我家屋外有個大院子，大家在那裡一起吃飯，孩子們也在那裡玩耍。村子裡所有的屋子都對著那片空地，可以說是我們的中心廣場。每個鄰居都相互熟識，相互尊重。五歲前，我學會的最重要的道理就是這些，尊重他人，與他人分享。我還清楚地記得，我的叔叔米歇爾-戈巴每年都會來家裡探望我們。米歇爾住在法國，是一名職業足球運動員。由於他住在法國，他在我眼中就好像神一樣的存在，家里人也都十分敬畏他。
叔叔每次來都會給我們帶好多禮物，從一些很遠很神秘的國家買來一些小禮品。對於我來說，最好的禮物就是那些著名球隊的球衣。有一次，我記得非常清楚，叔叔從他的行李箱裡拿出來一件阿根廷國家隊的球衣，讓我興奮極了。 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之後，叔叔託人給我買來了這件小孩子穿的球衣。我將它一直珍藏到現在。
幼年時期的杜奧巴
米歇爾會給我們講他在法國的生活，他的職業生涯。雖然我聽不太懂，但是他帶我進入了足球王國。漸漸地，我能夠聽懂他談論關於足球的一些事情。儘管我那時還很小，但能做的唯一遊戲就是踢足球。我確實有一些玩具，但說實話，我發自內心地只想踢足球。我的嬸嬸叫弗麗德利克，是地地道道的布列塔尼人。我很喜歡她來家裡。她和米歇爾一直都沒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每次到我家來，她都會和我玩很長時間。我覺得她很喜歡我，我也很喜歡她。
有一次，叔叔嬸嬸來我家做客後，我發覺他們要離開了，便開始求著他們不要走。最後，叔叔對我的父母說，他們願意帶我走，去法國住一段時間。叔叔向我父母保證：“我會把他當自己兒子對待的。”從我家這邊來講，家裡的妹妹丹妮爾還是個小嬰兒。我的母親克洛蒂爾剛剛完成學業，正打算像父親那樣去銀行工作。父母深知，讓我跟隨叔叔嬸嬸去法國生活是一個很好的決定，能夠讓我獲得優越的生活。他們知道科特迪瓦的窮苦，即便像他們那樣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來說，生活也異常艱辛。所以，對於一對生活在非洲的夫婦來說，把孩子送給在法國生活的親戚的確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他們知道以後見我的機會會很少，但為了讓我擁有良好的環境，他們仍然忍痛割愛。在這裡，我要做一些解釋。父母並沒有遺棄我，這種做法在非洲非常常見。去了法國，我會獲得更好的教育，也融入叔叔嬸嬸的新家庭中。
杜奧巴的叔叔米歇爾，科特迪瓦國腳，常年征戰法乙
對於去歐洲，我充滿期待。幾週之後，我就坐上了前往法國的航班。我主動離開了母親，我也不知道以後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父母。這個事實突然驚醒了我，我坐在飛機上焦慮萬分。我意識到這會不會是與母親的永別。在旅途中，我百感交集。
我是家中的長子，與母親的關係也非常親密。她是世界上最溫柔的人。小時候，她給我起了一個小名，“鐵托”，那是她非常崇拜的南斯拉夫領導人。她把我當作她的小同志，時刻都不離開我。所以我想，當她跟我分別的時候一定非常難過。我還記得當我離開的時候，父母都在哭泣。母親抱著小丹妮爾，一直不願意離去。我一個人登上了飛機，坐在舒服的座椅上。飛行持續了六個小時，我開始哇哇大哭。空姐立刻注意到了我，到我身邊來安慰。哭了一會兒，我就慢慢睡去。我降落在法國城市波爾多，與叔叔嬸嬸回合。當我回顧自己所經歷的一切，毫無疑問，父母當年的忍痛割愛成就了現在的我。這段經歷深深地影響了我的一生。一個五歲的孩子，離開已經熟悉的一切環境，離開他的母親、父親、身邊的家人和他的家，這種歷練只能讓這個孩子變得更強大。
雖然我離開了家鄉，但從來沒有忘記過我的根在哪裡。在我幼小的心中，一直有一團熊熊燃燒的烈火，期待著榮歸故鄉。不僅如此，在潛意識裡，我感到自己失去了所有生活中的穩定，我必須重新開始，重新生活。不管叔叔嬸嬸有多麼愛我，我都要開始變得獨立起來。這一志向跟隨了我後來十年的生活，也正是早年的經歷塑造了我現在的樣子。到現在，我還是那個需要愛需要歸屬感的人，我仍然渴望家庭的溫暖，仍然尋找我的根。
“新家長”帶我去的第一個地方是法國布雷斯特。叔叔嬸嬸生活在城市的富人區，那里相比阿比讓，給了我很大的文化衝擊。一切看上去都是灰濛蒙的，而且特別安靜。另外，我是班裡唯一一個黑人，所以在班裡存在感最強。幸好我的母語也是法語，我不用去適應語言。但是，除了這唯一不變的，其他一切都是新的。我得交新的朋友，吃新的食物，必須迅速適應新的環境。不到一年，叔叔從布雷斯特轉會，我們前往昂古萊姆。那是距離波爾多東北部120公里的宜人小鎮。那裡有最著名的法國昂古萊姆國際漫畫節，每年活動召開，那裡就是漫畫書的海洋。來到昂古萊姆，一切又重演了，我又重新開始交新的朋友，適應新的環境。
在起初，我只和學校的老師玩，因為其他的孩子們並不想和我一起玩。顯然，我是一個局外人，我與他們完全不一樣。當然，我並不相信這是種族歧視，對於孩子來說，這更是一種天性使然。我的膚色將我與他們分隔，所以他們並不想和我做朋友。有些孩子甚至拿手揉搓我的脖子，想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天生黑色。他們並不懂事，所以我不會責怪他們，但在我年少時，這種情況不停地發生。
兒童時期的杜奧巴還酷愛畫畫
漸漸地，幾週之後，情況有所好轉，我開始有一些朋友。我最害怕的是每個學期的開始，因為不停的搬家和轉學，我必須反反复复地站在教室前做自我介紹。像所有孩子那樣，我只是想交一些朋友。但每每當我穩定下來，有好夥伴的時候，我會發現，又要搬家了。
給我帶來最大困擾的並不是交朋友的問題，我是個熱情開朗的人，總會交到好朋友的。我最大的問題是怎樣把獲得的友誼保持下去。每次當我離開，都要依依不捨地和剛建立起來的友誼說再見。所以幾乎每一年，我都要從頭再來。
另外，我很快發現，無論我們搬家到哪裡，都會引起鄰居們的好奇心。當我和叔叔一起在街上走著時，臨街的窗簾都會被拉開。他們站在窗戶口看著我們路過。有時，街上的人會盯著我們看。但當我們與他對視，他們就慌忙轉移視線。我們可能是鄰居們聊天時談論的話題。現在想起來，我會一笑而過。但那時，那種感覺並不好受。在我到法國後不久，米歇爾和弗麗德利克就積極準備材料，申請成為我的法定監護人。但是審批的過程非常複雜，而且流程持續了很長時間。所以沒過多久，我的簽證就過期了，必須立刻離境。在法國住了兩年多之後，我回到了科特迪瓦父母的身邊。那是1985年的夏天，我已經7歲了。回家與父母生活的感覺真好，我感到無比幸福。
實際上，在法國生活期間，我有些時候非常傷心，也很孤獨。我偶爾能夠給父母打電話，話費也是相當昂貴。當電話掛掉，孤獨再度襲來，特別是跟母親通話之後，我反而變得更想見到她。我會慢慢走回自己房間，躺在床上哭泣。我實在是太想念她了。
杜奧巴的母親克洛蒂爾
當我重返科特迪瓦時，父親因為工作原因搬到了首都雅穆蘇克羅，那裡距離阿比讓100公里。雅穆蘇克羅只是科特迪瓦的行政首府，人口僅僅20萬，與人口450萬的阿比讓無法相提並論。其實我並不關心這些，因為回家就意味著與兄弟姐妹和朋友們一起玩耍。與父母生活在一起的那一年可以說是我童年中最快樂的時光。
關於這段時光，我的主要記憶就是玩，在街上做遊戲、踢足球。在非洲踢球不用穿鞋，這是我所喜歡的。我們一群孩子還組織了小聯賽，朋友們都來參加。在街上踢球很容易受傷，而且我經常受傷。父親會變得特別生氣，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總愛光著腳在街上跑。有些人認為非洲人赤腳踢球是因為窮，其實踢過球的人都知道，打赤腳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我們踢起球來會花好幾個小時，然後用塑料紙杯做成獎杯，裡面放好多醣果。踢贏的孩子會高高捧起裝滿糖果的“獎杯”，模仿偶像的樣子。我的偶像是馬拉多納。或許是我的適應能力變強了，我對重新融入科特迪瓦的大家庭絲毫沒有困難。父母為我又添了一個新妹妹，娜迪亞，比我的妹妹丹妮爾小兩歲。後來，喬爾也出世了，那是1985年的10月。
唯一讓我對新生活感到厭倦的是，我的父親對我的學習成績尤為關注。他是個非常嚴格的人，對我的期待很高，特別想讓我成為一個高學歷的人。我似乎有些讓他失望了，因為學校每次寄來的成績單都遠遠地在他的期望之下。這並不是因為我學習不用功，而是他的要求實在太高了。只要考試成績排在班裡五名之後，我就會受到懲罰。
相比起來，母親關愛我更多。她總會想盡一切辦法保護我們。其實，我認為我所獲得的最好教育正是來自我的父母，因為他們倆是一對完美的組合，母親負責無條件的愛，父親負責無盡的期待。雖然我並沒有和他們生活很久，但已經足夠激勵我前行。總結起來，父母給了我兩樣最重要的價值：尊重他人，奮鬥不息。在科特迪瓦生活了一年後，叔叔嬸嬸處理好的監護權的手續問題，我得以重返法國與他們生活。其實發自心裡，我並不想去。之前在法國生活的經歷讓我難以承受，我那時還太年輕，不理解叔叔嬸嬸為我付出的努力。我實在不想與家人做第二次分別。實際上，我又想到，這次恐怕又是一次訣別。儘管叔叔嬸嬸非常愛我，我也很愛他們，但我始終不願意離開父母和生我養我的家鄉。
我總覺得叔叔嬸嬸對我並不像父母那樣親密，但我知道這也只是我自己腦海裡的想法。不管怎麼說，第二次道別又變得非常傷感。那時，叔叔和嬸嬸已經有了自己的兩個孩子，瑪蓮和凱文。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好事，因為我至少多了兩個玩伴。
杜奧巴與凱文、瑪蓮在一起
重返法國後，我們來到了北部城市敦刻爾克。那是1987年，我已經9歲，能夠成為一名正式註冊的足球訓練營小學員，也找到了適齡的訓練隊。我感到非常驕傲，好像自己馬上就要成為職業球員了。我和叔叔都在敦刻爾克效力，他在成年隊，我在兒童隊。叔叔就是我的偶像，我渴望有一天能成為叔叔那樣的職業球員。
時年10歲的杜奧巴在敦刻爾克兒童隊
從呱呱墜地到五歲的時候，我都過著挺優越的生活，家中總是充滿歡聲笑語。我們是一個大家庭，極俱生活氣息。我們住在阿比讓，那是科特迪瓦最大的城市，在國家東南的海邊。生活並不富裕，但作為孩子，我並不懂太多。我的父親阿爾伯特出身非常窮苦。當他很小的時候，我的爺爺就去世了。於是，他的生活更加窘迫，成為了家裡的頂樑柱。父親勤奮好學，大部分時間都通過自學掌握了知識，終於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當我出生的時候，他在阿比讓市中心的一家銀行當僱員，掙錢照顧一家老小。 1978年3月11日，我的降臨給家裡帶來了極大的快樂。父親的事業也有所上升，這都來自他持之以恆的努力。
爺爺去世之後，父親就擔起了家中的重擔。他不但要照顧奶奶，還要養活媽媽，以及我們這些孩子。我是家中的老大，但跟我生活在一起的還有我的幾個堂兄堂姐。在非洲文化里，年長就意味著更多責任。所以，父親的兩個妹妹也跟我們生活在一起，還包括她們的丈夫和孩子們。因此，我在小時候被姑姑、姑父、堂兄、堂姐，一大家子人圍繞著。這是一件好事，因為它讓我們所有人都學會分享。
杜奧巴的父親阿爾伯特
這是我們非洲家庭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基因，不管是食物、錢財、家具、生活用品，我們都必須分享。比如每次吃飯，我們都會坐下來想想“有誰沒在？”“誰還沒吃呢？”不僅僅是親戚，甚至要把沒吃飯的鄰居們叫過來。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時時刻刻都為他人著想，特別是我們都一窮二白的時候。在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教會我這些，對我的整個生活有著重要的影響。我家屋外有個大院子，大家在那裡一起吃飯，孩子們也在那裡玩耍。村子裡所有的屋子都對著那片空地，可以說是我們的中心廣場。每個鄰居都相互熟識，相互尊重。五歲前，我學會的最重要的道理就是這些，尊重他人，與他人分享。我還清楚地記得，我的叔叔米歇爾-戈巴每年都會來家裡探望我們。米歇爾住在法國，是一名職業足球運動員。由於他住在法國，他在我眼中就好像神一樣的存在，家里人也都十分敬畏他。
叔叔每次來都會給我們帶好多禮物，從一些很遠很神秘的國家買來一些小禮品。對於我來說，最好的禮物就是那些著名球隊的球衣。有一次，我記得非常清楚，叔叔從他的行李箱裡拿出來一件阿根廷國家隊的球衣，讓我興奮極了。 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之後，叔叔託人給我買來了這件小孩子穿的球衣。我將它一直珍藏到現在。
幼年時期的杜奧巴
米歇爾會給我們講他在法國的生活，他的職業生涯。雖然我聽不太懂，但是他帶我進入了足球王國。漸漸地，我能夠聽懂他談論關於足球的一些事情。儘管我那時還很小，但能做的唯一遊戲就是踢足球。我確實有一些玩具，但說實話，我發自內心地只想踢足球。我的嬸嬸叫弗麗德利克，是地地道道的布列塔尼人。我很喜歡她來家裡。她和米歇爾一直都沒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每次到我家來，她都會和我玩很長時間。我覺得她很喜歡我，我也很喜歡她。
有一次，叔叔嬸嬸來我家做客後，我發覺他們要離開了，便開始求著他們不要走。最後，叔叔對我的父母說，他們願意帶我走，去法國住一段時間。叔叔向我父母保證：“我會把他當自己兒子對待的。”從我家這邊來講，家裡的妹妹丹妮爾還是個小嬰兒。我的母親克洛蒂爾剛剛完成學業，正打算像父親那樣去銀行工作。父母深知，讓我跟隨叔叔嬸嬸去法國生活是一個很好的決定，能夠讓我獲得優越的生活。他們知道科特迪瓦的窮苦，即便像他們那樣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來說，生活也異常艱辛。所以，對於一對生活在非洲的夫婦來說，把孩子送給在法國生活的親戚的確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他們知道以後見我的機會會很少，但為了讓我擁有良好的環境，他們仍然忍痛割愛。在這裡，我要做一些解釋。父母並沒有遺棄我，這種做法在非洲非常常見。去了法國，我會獲得更好的教育，也融入叔叔嬸嬸的新家庭中。
杜奧巴的叔叔米歇爾，科特迪瓦國腳，常年征戰法乙
對於去歐洲，我充滿期待。幾週之後，我就坐上了前往法國的航班。我主動離開了母親，我也不知道以後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父母。這個事實突然驚醒了我，我坐在飛機上焦慮萬分。我意識到這會不會是與母親的永別。在旅途中，我百感交集。
我是家中的長子，與母親的關係也非常親密。她是世界上最溫柔的人。小時候，她給我起了一個小名，“鐵托”，那是她非常崇拜的南斯拉夫領導人。她把我當作她的小同志，時刻都不離開我。所以我想，當她跟我分別的時候一定非常難過。我還記得當我離開的時候，父母都在哭泣。母親抱著小丹妮爾，一直不願意離去。我一個人登上了飛機，坐在舒服的座椅上。飛行持續了六個小時，我開始哇哇大哭。空姐立刻注意到了我，到我身邊來安慰。哭了一會兒，我就慢慢睡去。我降落在法國城市波爾多，與叔叔嬸嬸回合。當我回顧自己所經歷的一切，毫無疑問，父母當年的忍痛割愛成就了現在的我。這段經歷深深地影響了我的一生。一個五歲的孩子，離開已經熟悉的一切環境，離開他的母親、父親、身邊的家人和他的家，這種歷練只能讓這個孩子變得更強大。
雖然我離開了家鄉，但從來沒有忘記過我的根在哪裡。在我幼小的心中，一直有一團熊熊燃燒的烈火，期待著榮歸故鄉。不僅如此，在潛意識裡，我感到自己失去了所有生活中的穩定，我必須重新開始，重新生活。不管叔叔嬸嬸有多麼愛我，我都要開始變得獨立起來。這一志向跟隨了我後來十年的生活，也正是早年的經歷塑造了我現在的樣子。到現在，我還是那個需要愛需要歸屬感的人，我仍然渴望家庭的溫暖，仍然尋找我的根。
“新家長”帶我去的第一個地方是法國布雷斯特。叔叔嬸嬸生活在城市的富人區，那里相比阿比讓，給了我很大的文化衝擊。一切看上去都是灰濛蒙的，而且特別安靜。另外，我是班裡唯一一個黑人，所以在班裡存在感最強。幸好我的母語也是法語，我不用去適應語言。但是，除了這唯一不變的，其他一切都是新的。我得交新的朋友，吃新的食物，必須迅速適應新的環境。不到一年，叔叔從布雷斯特轉會，我們前往昂古萊姆。那是距離波爾多東北部120公里的宜人小鎮。那裡有最著名的法國昂古萊姆國際漫畫節，每年活動召開，那裡就是漫畫書的海洋。來到昂古萊姆，一切又重演了，我又重新開始交新的朋友，適應新的環境。
在起初，我只和學校的老師玩，因為其他的孩子們並不想和我一起玩。顯然，我是一個局外人，我與他們完全不一樣。當然，我並不相信這是種族歧視，對於孩子來說，這更是一種天性使然。我的膚色將我與他們分隔，所以他們並不想和我做朋友。有些孩子甚至拿手揉搓我的脖子，想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天生黑色。他們並不懂事，所以我不會責怪他們，但在我年少時，這種情況不停地發生。
兒童時期的杜奧巴還酷愛畫畫
漸漸地，幾週之後，情況有所好轉，我開始有一些朋友。我最害怕的是每個學期的開始，因為不停的搬家和轉學，我必須反反复复地站在教室前做自我介紹。像所有孩子那樣，我只是想交一些朋友。但每每當我穩定下來，有好夥伴的時候，我會發現，又要搬家了。
給我帶來最大困擾的並不是交朋友的問題，我是個熱情開朗的人，總會交到好朋友的。我最大的問題是怎樣把獲得的友誼保持下去。每次當我離開，都要依依不捨地和剛建立起來的友誼說再見。所以幾乎每一年，我都要從頭再來。
另外，我很快發現，無論我們搬家到哪裡，都會引起鄰居們的好奇心。當我和叔叔一起在街上走著時，臨街的窗簾都會被拉開。他們站在窗戶口看著我們路過。有時，街上的人會盯著我們看。但當我們與他對視，他們就慌忙轉移視線。我們可能是鄰居們聊天時談論的話題。現在想起來，我會一笑而過。但那時，那種感覺並不好受。在我到法國後不久，米歇爾和弗麗德利克就積極準備材料，申請成為我的法定監護人。但是審批的過程非常複雜，而且流程持續了很長時間。所以沒過多久，我的簽證就過期了，必須立刻離境。在法國住了兩年多之後，我回到了科特迪瓦父母的身邊。那是1985年的夏天，我已經7歲了。回家與父母生活的感覺真好，我感到無比幸福。
實際上，在法國生活期間，我有些時候非常傷心，也很孤獨。我偶爾能夠給父母打電話，話費也是相當昂貴。當電話掛掉，孤獨再度襲來，特別是跟母親通話之後，我反而變得更想見到她。我會慢慢走回自己房間，躺在床上哭泣。我實在是太想念她了。
杜奧巴的母親克洛蒂爾
當我重返科特迪瓦時，父親因為工作原因搬到了首都雅穆蘇克羅，那裡距離阿比讓100公里。雅穆蘇克羅只是科特迪瓦的行政首府，人口僅僅20萬，與人口450萬的阿比讓無法相提並論。其實我並不關心這些，因為回家就意味著與兄弟姐妹和朋友們一起玩耍。與父母生活在一起的那一年可以說是我童年中最快樂的時光。
關於這段時光，我的主要記憶就是玩，在街上做遊戲、踢足球。在非洲踢球不用穿鞋，這是我所喜歡的。我們一群孩子還組織了小聯賽，朋友們都來參加。在街上踢球很容易受傷，而且我經常受傷。父親會變得特別生氣，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總愛光著腳在街上跑。有些人認為非洲人赤腳踢球是因為窮，其實踢過球的人都知道，打赤腳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我們踢起球來會花好幾個小時，然後用塑料紙杯做成獎杯，裡面放好多醣果。踢贏的孩子會高高捧起裝滿糖果的“獎杯”，模仿偶像的樣子。我的偶像是馬拉多納。或許是我的適應能力變強了，我對重新融入科特迪瓦的大家庭絲毫沒有困難。父母為我又添了一個新妹妹，娜迪亞，比我的妹妹丹妮爾小兩歲。後來，喬爾也出世了，那是1985年的10月。
唯一讓我對新生活感到厭倦的是，我的父親對我的學習成績尤為關注。他是個非常嚴格的人，對我的期待很高，特別想讓我成為一個高學歷的人。我似乎有些讓他失望了，因為學校每次寄來的成績單都遠遠地在他的期望之下。這並不是因為我學習不用功，而是他的要求實在太高了。只要考試成績排在班裡五名之後，我就會受到懲罰。
相比起來，母親關愛我更多。她總會想盡一切辦法保護我們。其實，我認為我所獲得的最好教育正是來自我的父母，因為他們倆是一對完美的組合，母親負責無條件的愛，父親負責無盡的期待。雖然我並沒有和他們生活很久，但已經足夠激勵我前行。總結起來，父母給了我兩樣最重要的價值：尊重他人，奮鬥不息。在科特迪瓦生活了一年後，叔叔嬸嬸處理好的監護權的手續問題，我得以重返法國與他們生活。其實發自心裡，我並不想去。之前在法國生活的經歷讓我難以承受，我那時還太年輕，不理解叔叔嬸嬸為我付出的努力。我實在不想與家人做第二次分別。實際上，我又想到，這次恐怕又是一次訣別。儘管叔叔嬸嬸非常愛我，我也很愛他們，但我始終不願意離開父母和生我養我的家鄉。
我總覺得叔叔嬸嬸對我並不像父母那樣親密，但我知道這也只是我自己腦海裡的想法。不管怎麼說，第二次道別又變得非常傷感。那時，叔叔和嬸嬸已經有了自己的兩個孩子，瑪蓮和凱文。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好事，因為我至少多了兩個玩伴。
杜奧巴與凱文、瑪蓮在一起
重返法國後，我們來到了北部城市敦刻爾克。那是1987年，我已經9歲，能夠成為一名正式註冊的足球訓練營小學員，也找到了適齡的訓練隊。我感到非常驕傲，好像自己馬上就要成為職業球員了。我和叔叔都在敦刻爾克效力，他在成年隊，我在兒童隊。叔叔就是我的偶像，我渴望有一天能成為叔叔那樣的職業球員。
時年10歲的杜奧巴在敦刻爾克兒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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