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獲勝時,我是德國人,當我們輸波時,我就是個移民」——種族歧視下奧斯爾作為德國成功移民例子的破滅(聲明第三部分)

Never say never 於 23/07/2018 發表 收藏文章
奧斯爾昨日斷斷續續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三份聲明,看到最後才發現他退出國家隊的決定。令人心寒是,從他的聲明中你會看到,他退隊原因無關表現,而是出局後他在社交媒體上的hashtag #SayNotoRacism ——德國的種族歧視問題。從德國足總主席到德國其他名人,將他們對移民的政治想像與偏激想法加諸在他這位世界盃功臣身上。

欲了解事況及起因可點擊:政治不正確下注定背鍋的奧斯爾——德土紛爭如何影響德國足球
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請參考:德媒誤會會面詳情了?奧斯爾終回應與土耳其總統合照一事
在聲明第三部分,他提到在與埃爾多安總統合影後,路維曾讓奧斯爾縮短假期到柏林,發表一份聯合聲明,以結束流言,澄清事實。但事情卻走向錯誤發展方向,奧斯爾將矛頭指向德國足協及主席格連迪(Reinhard Grindel)。「當我試圖向格連迪解釋有關我的文化傳統、祖先和照片背後的意義時,他更感興趣的是談論他個人的政治觀點,並貶低我的想法。他表現出傲慢的態度,我們一致認為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專注於足球和即將到來的世界盃。正因如此,我沒有參加世界盃備戰期間的德國足協傳媒開放日。我知道記者們在討論政治而非足球,他們只會攻擊我。儘管在與沙特阿拉伯比賽前,比亞荷夫(Oliver Bierhoff)在勒沃庫森(Leverkusen)所做的電視採訪被認為是整個問題的焦點(筆者猜測是指當時比亞荷夫肯定他會在決賽週上場,但其後又轉變立場說不應該派他上場,最後推卸媒體誤解一事)。」

在這段期間,奧斯爾亦曾與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見面,卻加劇他與主席關係惡化。「他不像格連迪,施泰因邁爾總統很專業,他真的對我所說的家庭、文化傳統以及我所做出的決定很感興趣。我記得這次會面是在我、伊爾凱(Ilkay Gundogan的名字)和施泰因邁爾總統之間進行。格連迪對此感到沮喪,他沒被允許闡述個人政治理念。我同意施泰因邁爾總統的意見,我們將針對此事發表一份聯合聲明,這是另一次嘗試,希望將事情專注於足球上。但格連迪很不高興,因為第一份聲明不是他的團隊發佈的,施泰因邁爾總統的媒體辦公室在這件事上起了帶頭作用,這令他很惱火。」
更甚是,德國媒體將世界盃失利的原因集中批判奧斯爾,原來也是主席帶頭推動的,而奧斯爾對此不意外。「自世界盃結束,格連迪因他比賽開始前所做的決定而承受了很大的壓力,這是理所當然的。最近他公開表示,我應該再次為我的行為作出解釋,並把球隊在俄羅斯的糟糕表現歸咎於我,儘管他在柏林告訴我一切已經結束了。現在我這樣說不是為了格連迪,而是我自己希望講的:我再也不會因為他的無能和不稱職而成為替罪羊。我知道在合影後,他便想讓我離開國家隊。他沒有好好考慮也沒做過咨詢,就在推特上公開他的觀點,但路維和比亞荷夫站在我這一邊,支持我。」

他對主席感到失望,但「我對你的舉動並不感到驚訝。2004年的時候,你還是德國國會議員時,你聲稱『多元文化主義在現實中就是一個神話(myth),一個持續終生的謊話』。你曾投票反對雙重國籍立法,反對懲罰賄賂,同時還說,在德國許多城市中伊斯蘭文化已經根深蒂固。這都是不可原諒、不可忘懷的」。

在公開德國足總內部矛盾細節後,奧斯爾開始寫下他沉重的心情。在經歷兩個月來鋪天蓋地的攻擊與種族歧視後,他說:「在格連迪和他的支持者眼中,當我們贏的時候,我就是德國人;而當我們輸的時候,我就是個移民」。
圖為他得到銀月桂葉獎,默克爾與時任總統Christian Wullf頒發。

身為德國人,奧斯爾其實可說是對得起德國。事實上作為第三代移民,奧斯爾一直到父親一代才得到德國公民身份。他出生在多移民的東德,家中卻並未如根度簡一樣領有土耳其國籍,事實上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德國人。德國青訓的出身,讓他從沒考慮過答應成為土耳其國家隊一員。這同樣也是他父親的期望。2007年奧斯爾在U19歐國盃上第一次為德國出戰前,他父親道出了融入德國社會的希望:「我的思維方式和我這代人不一樣,所以很多土耳其人叫我『叛徒』。但我們想促進兩個民族間的融合」,所以他決定讓兒子披上德國球衣,而非如2002年他的土耳其裔前輩一樣,加入土耳其隊並為之奪得世界盃季軍。

然而即使奧斯爾從未在效忠對象上猶豫,也「向德國納稅、向德國學校捐贈,並在2014年與德國隊一起贏得世界盃」,他與他的家庭仍然未被社會接受。更甚是儘管他於2010年獲得象徵成功融入德國社會的斑比獎(Bambi Award),「2014年得到德國聯邦共和國的銀月桂葉獎(Silver Laurel Leaf),2015年更成為德國足球大使」,加上他公益與足球上的表現,也讓他屢屢以德國公民之名,揚威國際,得過多個獎項,但社會的反應,讓他開始質疑自己:「很明顯,我不是德國人……?我不符合做德國人的標準嗎?

我的朋友普度斯基(Lukas Podolski)和高路斯(Miroslav Klose)從來沒有被稱為德籍波蘭人,那為什麼我是德籍土耳其人呢?就因為是土耳其嗎?就因為我是穆斯林嗎?我認為這裡有一個重要的議題,我被視為德籍土耳其人,就已經將那些有來自非單一國家成員家庭的人,和其他人區分了出來。我生於德國受教育於德國,為什麼人們不接受我是德國人呢?」
而他屢屢承受德國右派偏激與種族歧視。不只球迷,更有名人。在與瑞典一賽後,有現場德國球迷以德語大鬧他:「奧斯爾,fu*k off you Turkish sh*t. 滾回去土耳其豬。 」(原文:Özil, verpiss dich du scheiß Türkensau. Türkenschwein hau ab'. )甚至他和他的家人在社交媒體上收到憎恨訊息、威脅電話和惡意評論。亦有身居高位的名人落井下石,攻擊他的種族。「格連迪的觀點在其他地方也能見到,我被一位德國政治人物Bernd Holzhauer稱為goatfu*ker(種族歧視用語,針對穆斯林),因為我和埃爾多安總統的合照以及我的土耳其背景。此外,Werner Steer(德國劇院主席)叫我「滾去安納托利亞」(原文:Piss off to Anatonia,土耳其一個擁有眾多移民居住的地方)。
他更直言那些人視合照為表達個人「舊日隱藏的種族主義傾向」,指控他們「因我祖先血統而批評或粗暴對待我是跨越了一條不光彩的界線,而把歧視當作政治宣傳的工具,這些不懂尊重的人應當引咎辭職」。因為「這對社會是很危險的」,「代表著過去的德國,一個不懷抱新文化的德國,一個我不為之自豪的德國」,並相信「許多擁抱開放社會並為此自豪的德國人都會同意我的觀點」。
於是基於「從德國足協和許多其他人那裡所得到的待遇,讓我不再想穿德國國家隊的球衣」。他自覺自己不再受歡迎,而且認為「自2009年的國家隊首秀以來,我所取得的成就已經被人遺忘了」(作為粉絲,筆者極度認同他這一點)。所以經過再三考慮,又有鑒於近期發生的一切,「我將不再在國家隊層面代表德國出戰,我有一種受到種族歧視和不尊重的感覺」。

他同時希望「種族歧視背景出身的人不應在世界上最大的足球聯盟工作」,因為足球界有很多來自雙重文化家庭的球員,而「會種族歧視的人並不能反映出他們代表的球員有的觀點」。
「過去我穿上德國隊球衣的時候,常會感到驕傲和興奮,但現在我已經沒有這種感覺了。作出這個決定非常困難,因為我總為隊友、教練團隊和德國的好人們付出一切。但當德國足協的高級官員們這樣對待我的時候,他們不尊重我的土耳其血統,自私地將我變作政治宣傳品,一切已經夠了。我踢足球不是出於這個原因,我不會坐回去,什麼也不做。種族主義應絕對、永遠不被接受。」

足球始終是成也團隊敗也團隊,如果出局要有人承擔,那必須是整個團隊。假如連共同進退也做不到,當球隊獲得榮譽時,又談何資格共享榮耀。尤其,當攻擊集中在個人,而且是個人的背景、種族、宗教、家庭,而非場上表現,更加是「士可忍不可辱」,令人難以忍受。

奧斯爾作為土生土長、德國青訓出身的成功標誌,跌到被質疑德國人身份的難堪境地,非他一人的問題。德國媒體近年對非拜仁與「外族」血裔球員愈來愈嚴厲,足球界風氣亦難免受分裂的政治派別影響,新聞多有爭議。如果硬要將奧斯爾與政治拉上關係,得到過斑比獎與常得到德國現任總理默克爾青睞的他,從來在德國都是最佳移民後代的象徵之一。亦因此,在難民分歧擴大、右派冒起的形勢下,不可避免地成為德國政治層面中左右派拉鋸的犧牲品。假如德國社會可能已無法自拔地陷入左右之爭,遷怒於奧斯爾這個功臣,並想藉機宣傳政治觀點,陷他於不義之地,那麼退隊也是一個明智而合理的決定。
作為球迷,難掩心疼可惜,更感激在這艱難時刻站在一起的隊友(尤其好兄弟Reus)、路維和其他支持奧斯爾的人。更想提及的是,在這特別艱難的時刻,他仍然不忘初心,繼續在不同國際性平台從事慈善活動捐獻,證明他實在是一個有愛心亦不自私的人。

德籍猶太裔的愛因斯坦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說話。「如果我的相對論被證明是正確的,德國就會宣稱我是德國人,法國則會宣稱我是世界的公民。如果我的理論被證明是錯的,法國就會說我是德國人,而德國則會宣稱我是猶太人」(原文:If my theory of relativity is proven correct, Germany will claim me as a German and France will declare that I am a citizen of the world. Should my theory prove untrue, France will say that I am a German and Germany will declare that I am a Jew.)。但因為相對論已被證實,因此即使是他站到納粹德國的敵人一方,德國也猶豫是否應完全斷絕與他的關係。所以愛因斯坦寧願當世界公民,因為他覺得國家主義「好比人類的痲疹,是一種幼稚病」(原文:Nationalism is an infantile disease. It is the measles of mankind.)。在這件事上,或許我們也可以參考愛因斯坦的看法。

2009到2018這9年,92次出場,87次正選。在23個入球,28次助攻中不乏「救國」級的助力。當選過5次德國足球先生,在2009年U21歐洲國家盃冠軍、2010年世界盃季軍、2014年世界盃冠軍、2017年聯合會盃冠軍均表現出色,為隊中主力。這樣的成績,可說是無愧德國。作為最佳移民象徵的神話破滅,會否成為預告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融入政策」邁向失敗的例子之一,我們無從知曉,但德國足總的處理方式和社會分裂對德國足球的影響,不可謂不令人憂心。

第三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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