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巴vs 占士: 巨星跨界是禍是福

占士(左)作風敢言、不平則鳴,引起同業人士伊巴(右)不滿。(Wikimedia Commons、Shutterstock)

經常到處生事的伊巴謙莫域,老馬有火,不僅在AC不斷以入球説話,而且無論是在球場還是媒體上,亦頻頻向對手發炮。在場上他剛與紅魔舊隊友盧卡古來個全身搜查,那還頗正常,可上月他向NBA的勒邦占士挑機。兩位體壇重炮,隔空對碰,很有火花,其實潛台詞是,人們對自主發聲的嚮往,以及由不相干的權威的所引申的矛盾。

事緣占士作風敢言、不平則鳴,對種族平權自然毫不畏縮,而在特朗普任期末年,他所觸及的範圍就愈來愈廣,除了對有色人種被警槍殺的事件外,他對小到地方政府興建學校、大至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以及最近拜登和賀錦麗的選舉工程等等事務上都有發聲,大有指點河山的氣慨。而伊巴雖然是歐洲人,但他在美國兩年的職業生涯,就剛好落腳占士所處的洛杉磯。

好波唔等如懂政治
一「磯」不能藏二虎,伊巴似乎對占士的出位言論看不過眼。今年2月,他忽然向占士發炮,教訓占士謂:「你雖然好波,但老友你應該做自己識做的事……我不喜歡人們有點地位就講政治……大錯特錯。」占士聞風反擊指:「我在平等、公義、種族、投票權等議題上有做功課……你在瑞典不也投訴被歧視嗎?」

其實,在許多的範籌中,也有同樣的跨界之爭。在社會經濟問題上,經濟學就被指常有「經濟學帝國主義」。英國著名經濟學家John Kay和前英倫銀行行長Mervyn King(下稱K&K),在2020年新作Radical Uncertainty中指,經濟學本來是要解決現實生活上,物質資源應該如何調配的實用科學,學人與建築師、牙醫甚至是水喉佬的任務本來一樣,是要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可是,自1970年代如諾獎經濟學人Gary Becker等人起,芝加哥學派矢志要用簡單化的公理、數學符號的行文、和類自然科學的外衣,把經濟學説成為可以適用於像婚姻、生育、犯罪、歧視、法律和政策(治)等非傳統的範圍,其名作就叫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經濟學帝國主義
本來像古代「學而優則仕」,於本身的行業做得出色而跨界破圈者,歷來皆有。跨界者如能把界別異同搞清、踩界又有協同效應的話,實屬美事。問題是,跨界者如果純粹是因為在本家入了名人堂,就跑去旁邊指手畫腳,那就是犯了「不相關的權威」之謬誤。K&K就指,數量化的經濟科學在2007-8年金融海嘯中嚴重失靈,一個個宏觀大咖,手持無數方程式和強大的電腦,卻都沒有能力預見海嘯殺到,水淹後在被問到「為何沒有人預見?」時又滿堂的鴉雀無聲。
兩老指經濟學失效,是因為它充大了頭,以為可以用自然科學的方法,把人類的行為簡化成只會最優化(optimize)的理性機器,在多個不純粹是經濟的範圍,築起一個又一個的小模型、小世界,並視之為真理。但當面對複雜無比,真社會和大世界的問題時,卻又不像工程師、牙醫和水喉佬在解決他們業內的問題時,能拿出具體和以經驗為導向的方案,經濟學家和分析師都只能硬套那些過於簡單的模型,科學之名不符事實,且不濟於事。

伊巴和占士都是大人物,不易講和,而伊巴現在更要忙於為自己因專注本業專到鑽牛角尖,竟然押注到國際足協明令禁止球圈中人涉足的賭波業,正為此而煩惱。

跨界與否,似乎仍然沒有定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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